据宋史记载，北宋大中祥符七年（公元1014年）正月，北宋真宗皇帝率皇亲重臣亲临应天府（今商丘），颁昭升应天府为南京，以三圣殿为鸿庆宫，为赵宋王朝之原庙，并赐宴三日，大赦天下，奖赏有功之臣，减免百姓有关赋税，使之成为商丘历史上的一件喜事、盛事。

设庙建都是赵宋王朝的一件大事，不是临时动议，而是通过慎重考虑的。赵宋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，祖籍河北涿州，出生在洛阳马夹营，为何要在商丘再设原庙呢？我认为，这里除当时商丘自身优势条件外，还有其重要的历史原因。

当时的商丘，水陆交通便利，特别是水运乃通往东南之咽喉；这里物产丰富，商贾云集，经济繁荣；这里风景秀美，有三百里梁园之遗迹；这里历史悠久，民风淳厚，有先遗王遗风，厚重多君子；这里是华夏圣贤文化的根脉之地，教育文化厚重，人才集聚，有被封为国子监的应天书院等。这是赵宋王朝在此设庙建都的客观条件，但仅此是不够的，还有其重要的历史渊源。

《归德志》、《商丘县志》等大篇幅记载了刘攽的《鸿庆三圣殿赋》及王仲旉的《南都赋》，赋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赵宋王朝在商丘设庙建都的重要原因，即赵姓的血缘圣祖伯益盛德设报，商丘是赵姓先祖圣地、华夏火神之墟。

古籍解释，原庙是正庙之外另设的宗庙，是取重、为义也。设原庙是对原始祖宗的一种怀念和敬重，也是对自身清位正的一种认可，对发扬祖德、教育激励后人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一、伯益是赵姓的血缘圣祖

史记记载：赵氏先祖与秦之祖，是黄帝四代孙伯益。其父皋陶为上古四圣之一。由于伯益助大禹治水有功，被舜帝赐予黑色的旗旒，并赐为赢姓，确认他为东夷部落的首领，指出他的世后子孙将繁多显盛，随后又将其女儿赐伯益为妻。伯益之后裴廉有二子，长子叫恶来，从恶来到非子，得周王赐秦姓封秦侯。次子叫季胜，从季胜到造父，受周王封赵城，从而得赵姓，至赵籍建赵国，成为战国七雄之一。

二、商丘是赢赵先祖的繁衍圣地

商丘一带是夏族与东夷族文明融合交汇之处，其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都较高于别处，在夏初，禹帝因伯益有大功，便封其长子大廉在古葛地（今宁陵县）为葛国，次子若木在徐州封徐国。这样使伯益两个儿子都成为了夏朝的两个重要的异姓方国。当时葛国的面积远远大于商部落国。伯益死后便葬在了其封地宁陵，传说现在宁陵的王坟古墓便是伯益之陵墓。夏启即帝位后开始削弱伯益的势力，并在夏启六年杀害了伯益。对此，东夷族奋起反抗，故发生了“有扈之乱”。此乱被平之后，东夷族的势力大大削弱，赢赵后人有的被流放，但大多成为了殷商部落中的大姓，繁衍生息在商丘一带，并积极参加了商汤伐夏战争，如费昌为“汤御”，作为灭夏的急先锋，其遂世有功，以佑殷国，直至周期末期，赢姓中的赵、秦等成为诸侯。

三、伯益帝王圣德荫其后

伯益是华夏民族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的重要人物，对推进社会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助禹治水有功外，他善于狩猎与畜牧，被舜帝任九卿之一的虞官，他发明凿井、引导人们建房，指导农业、畜牧业发展，其功惠及众生。伯益作为舜、禹二帝得力重臣，在政治上很有建树，主要表现在他倡导并告诫禹帝，决策事项要有前瞻性，考虑周全，自觉遵循法则；生活上不要过度追求游乐享受，不能违背民意，而满足自己的欲望；在名誉上不要违背民意去有意追求百姓的赞誉；处理政事要慎重，不能懈怠和荒废；在待人方面要谦虚谨慎，指出谦虚使人受益，自满导致失败；在用人方面要选贤任能，除奸去邪；在对外族关系上，要恩威并举，德威相济，如在对三苗族的平叛中，大禹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使三苗族自动归顺。

由于伯益德高望重，禹依据民心天意，将帝位禅让于伯益。伯益为禹守丧三年后，也像大禹避让舜的儿子商均那样，谦让帝位于大禹之子夏启，自己隐居到箕山之阳。而夏启在其族人的拥立下，自即了帝王之位。使以前的禅让制，改为“家天下”的世袭制。但伯益之功没有报及后人，盛德没能得到弘扬，到周朝末期，伯益其后裔赢以武力灭六国，建立强大统一的大秦帝国。到五代时期，赢赵后裔赵匡胤应天意、顺民心，乘火德而称帝，故将祖兴之地的商丘作为原庙，定期祭祀，建立别都，修建行宫，以昭成功。（来源：商丘日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