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匡胤刚刚即位的时候，那些曾经与他同在柴荣手下当差的方镇，因为同他资历相当、经历相似、手里尚紧握兵权，虽说表面对他臣服，但心底却有不甘，他们结为“十兄弟”，明里暗里十分傲慢，对这位新皇帝颇不以为然。赵匡胤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并没有明火执仗地收拾他们。一天，他召集这“十兄弟”，赐每人一匹马、一张弓、一把宝剑，自己单身带领他们驰出皇宫，在固子门外的密林里下马饮酒，赵匡胤居中，“十兄弟”围坐。赵匡胤边饮酒边慢条斯理地对他们说：“这里没人，你们中有想当皇帝的，现在就可以动手了，杀了我取而代之！”这群平日里不可一世的方镇面面相觑，顿时都成了缩头乌龟，吓得跪在地上战栗不已。赵匡胤又再三重复这个意思，但他越是这样说，“十兄弟”越是长跪地上，全身发抖。最后，赵匡胤才说，既然你们都认我这个皇帝，那以后就得努力尽一个做臣子的责任，不能目中无人，傲慢无理，要做到有令不必行，有禁必止！“十兄弟”磕头如捣蒜，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赵匡胤看人一看一个准，在他眼里，“十兄弟”不过是一群外强中干的莽夫而已，对付他们，小菜一碟。不过，他们表面臣服还不行，不利于长期的和谐稳定，必须让他们心服口服，所以才下了这着险棋，但终于兵不血刃，险中得胜，既见心机，又见胆识。

虽然赵胤收拾起人来行动果敢，既准又狠，但十分难得的是，在他的心底始终有一个底线，这个底线就是一块“碑”。建隆三年，赵匡胤秘密安排人刻了一块碑，立于太庙寝殿的夹室里，取名“誓碑”，用销金黄幔将它遮盖起来，门外有门，锁外有锁，禁卫森严。他规定，每有新皇帝登基，均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引领，新皇帝进去，焚香，跪拜，默读“誓碑”，然后离开，直到下一代皇帝再来例行手续。碑文大意有三层：一是要善待后周皇帝柴氏家族；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；三是子孙有违背此誓的，天打雷劈。这一近乎毒誓的“誓碑”，就是赵匡胤的底线，这一底线伴随着他处理即位前后的所有善后事宜，伴随他处理所有的内政外交，甚至他还以他的最大能耐，用这一底线影响着后来的继位者。

其实，从对待柴荣的幼子的态度上，我们早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一底线，不是他优柔寡断下不了毒手，而是他处事有自己的原则，那就是面对再棘手的事，也尽可能不杀人，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，哪怕迂回繁琐，哪怕牺牲眼前利益，也不逾越这一底线。与其他朝代相比，宋朝优礼士大夫、强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主张，为当时的士大夫参与朝政创造了宽松的环境，上书言事，往往直截了当，即便把皇帝逼急了，最多也只是罚配而已，这在专制时代，是十分宽容的了。就这一点来说，历代皇帝中，赵匡胤算是极特别的一个，他不象那些心狠手辣情的皇帝，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残忍地诛大臣、除异己，甚至不怕背上千古骂名。只是，这些为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皇帝并不知道，他们虽然得到了一时的快意和稳定，但时间一长，就没人敢接近掏肺表忠心了，最后往往都成了人人敬而远之的孤家寡人。